注册归知识产权、执法归市场监管：新商标法如何破解“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在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中，除了前文提到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这一术语的更新外，新增的第三款和第四款同样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两款条文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商标执法职能的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商标执法工作。负责商标注册、管理工作的部门和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

这一条款的增设，从根本上理顺了我国商标领域长期存在的“注册”与“执法”关系，是对2018年机构改革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和法治化，旨在构建一个“专业确权、统一执法、信息互通、协同高效”的现代商标治理体系。要深入理解其重要性，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改革前的“二元困境”。

在2018年机构改革之前，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既是全国商标注册、管理（确权）的主管部门，其下属的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同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又是商标行政执法（维权）的主力军。这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或者说“上下贯通、内外兼管”的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显现。

*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信息孤岛”现象。商标注册部门掌握着全国商标数据库的注册信息、审查标准、异议和无效宣告的审理结果，但这些专业信息往往难以及时、全面地传递到基层执法部门。反之，基层执法部门在查处侵权案件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对某种新型侵权行为的定性、对某种商标使用方式的认定等，也难以有效反馈到注册审查环节。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注册与执法“两张皮”：注册部门可能核准了一个在执法部门看来存在侵权隐患的商标，而执法部门在处理案件时可能对注册部门的在先裁决缺乏了解，影响了执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另一个问题是“职能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同属工商系统，但在具体个案中，注册部门的确权决定与执法部门的侵权认定有时会出现不一致。例如，注册部门认为某标志缺乏显著性而驳回注册，但执法部门可能认为该标志通过使用获得了知名度，从而对仿冒行为予以打击。这种不一致不仅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也容易引发对行政公信力的质疑。此外，由于注册和执法同属一个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混淆，影响公正执法。

2018年的机构改革，从体制上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商标的注册确权，其专业性和技术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其下属的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则整合了原工商、质监、食药监等多部门的执法职能，成为统一的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包括商标侵权在内的市场秩序维护。这种“注册”与“执法”的物理分离，为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商标治理体系创造了条件。

新法第四条的增设，正是将这种体制改革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的要求。这一要求的实质，是要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化学融合”。

具体而言，“信息共享”是协同的基础。未来，国家知识产权局需要与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信息通报机制。例如，商标注册公告、异议裁定、无效宣告决定等信息，应当实时或定期推送到全国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平台。反过来，市场监管部门在查处商标侵权案件、办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形成的典型案例、数据分析、疑难问题等，也应及时反馈给国家知识产权局，为完善审查标准、打击恶意注册提供参考。这种双向的信息流动，将使商标注册更加贴近市场实际，也使行政执法更加有据可依。

“工作协调”则是效能的保障。新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商标更正程序的规定，第四十四条关于续展审查的规定，以及第七十六条关于查处商标侵权案件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先行登记保存”的规定等，都需要注册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密切配合。特别是在处理跨区域、链条化、网络化的商标侵权案件时，更需要双方通力合作。例如，执法部门在查处线下窝点时，可能需要注册管理部门提供涉案商标的详细注册信息、权利状态证明；而注册管理部门在处理复杂的异议或无效案件时，也可能需要执法部门协助调查取证，核实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新法确立的协调机制，为这种跨部门协作提供了法律授权。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将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一方面，企业在申请商标注册时，可以预期到未来的权利将更加稳定，因为注册审查将更多地参考执法实践中的经验；另一方面，当企业遭遇商标侵权时，维权的渠道将更加畅通。例如，企业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侵权，执法部门可以更快地核实涉案商标的权利状况，更准确地认定侵权性质，从而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由于信息共享，恶意注册、反复侵权的行为人将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因为其失信记录将在注册和执法环节实现联动。

当然，要将法律条文中的“工作机制”落到实处，还需要大量的配套工作。这包括制定详细的部门间信息共享目录和标准，开发互联互通的信息系统，建立联合培训、联合调研、联合督办等具体工作制度。特别是要处理好信息安全和保密的问题，确保在共享信息的同时，保护好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此外，这一条款的实施还将对商标代理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商标代理机构作为连接市场主体与注册管理部门的桥梁，同时也经常参与到执法环节的维权活动中。新法建立的协调机制，将促使代理机构更加注重专业能力的提升，不仅要熟悉注册流程，还要了解执法动态，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对于代理机构在注册环节弄虚作假、在执法环节恶意投诉等行为，注册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可以共享信息，实施联合惩戒，净化市场环境。

综上所述，新《商标法》第四条关于注册与执法分离及信息共享机制的规定，是我国商标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它既尊重了商标注册的专业性，又强化了市场执法的统一性，更通过制度化安排促进了两者的有机融合。这一机制的顺畅运行，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商标保护的整体效能，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2027年新法施行后，我们期待看到一个权责更加清晰、信息更加通畅、协作更加紧密的商标工作新格局。